台灣的特殊地理位置及歷史環境，造就了其特殊的多族群狀態，並多在半受迫的情況下被移動、搬遷著。當年國共內戰後大批湧入台灣的大陸人士，可說是台灣近代史以來最大的一波移民潮了。
在台北市的街道名稱當中，有很大部分是按著舊時大陸地名所命名的，譬如說，潮州街、溫州街、金華街、玉門街、濟南路……。在這兩個地名之間，雖然名字完全相同，卻又存在著幾乎不相同的背景狀態。
在台北市的街道名稱當中，有很大部分是按著舊時大陸地名所命名的，譬如說，潮州街、溫州街、金華街、玉門街、濟南路……。在這兩個地名之間，雖然名字完全相同，卻又存在著幾乎不相同的背景狀態。
雖然我們可以鄉愿的爲其辯稱，這僅是一個簡單的鄉愁式投射。但是我認為這當中有一個極為根本性的差別：在新約克（New York）或新阿姆斯特丹（英文：New Amsterdam，荷蘭文：Nieuw Amsterdam）
當中，這些地名仍然是由移民族群自然形成，這當中其實是一種社群生活之後的產物；但是台北的這個例子當中，卻相當明白的，是由統治方的治御權力在決定這些地名的配置，這也反映出，台灣其實大部分的空間分配，皆被採以類似的方式，並且行之有年。
這幾年相當熱烈的正名之爭，相當比例的人認為，名稱之爭僅僅是浪費資源的鬥爭。可以理解這種厭倦來自於台灣政治長期的粗糙二分法，計量的、匿名的大眾僅在投票時被賦予民主的暫時性權力，而非是被許諾可以對政治做更多更進一步的想像及參與。我們的民主被理解成有距離的消遣話題，而非真正切身的真實事件。但是因為這樣的原因，選擇放棄爲自己的生活空間做決定，就也等於是默許公權力更全面而廣泛的滲透到我們的日常之中。
台北市，甚至是台灣，做為一個政權結理錯綜複雜的都市，交雜著每個時期的建物及人群、歷史記憶。在可能是國族意識形態的灌輸，又或許是某種鄉愁匱乏的主體自我補償，或者自然而然地對於新居住地的內化，這些地名寄託的並非是記憶式或情感式的鄉愁，而僅為符號的心理連結；但是對於這些不願意的移民們，在失去鄉愁的原初的想像對象的時候，這個僅有符號連結的街道竟也置換成了他們鄉愁的新載體。在我最原先訪問的對象裡面，也有受訪者以一種相當感慨的口吻表示，過去他們來台第一代還會有對這些路段街道名的認同感，但在下一代已消失無蹤。
這些無地流竄的鄉愁，只能寄託在這些錯誤的歷史遺體上（路名、日式古蹟或台閩建築），保持著某種距離，永遠投射失敗。
